导航菜单

周小川详解数字人民币项目DC/EP

(原标题:周小川详解数字人民币项目DC/EP)

  摘要:数字人民币的推动者详细阐释DC/EP的前世今生,及与国际上“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思路异同。

周小川详解数字人民币项目DC/EP-第1张图片

▲资料图:周小川。图/人民视觉

  数字人民币的时代已经在不经意中到来,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外界不断刷新的认知与疑问并存。在11月27日晚举办的“数字金融创新及其启示:中国及国际经验” 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的线上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再度对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项目DC/EP做了系统解读。

  DC/EP全称为“Digital Curreny/Electronic Payment”,按字面可翻译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和外界有时将DC/EP等同于数字人民币不同,周小川认为,“DC/EP是一个双层的研发试点的项目计划,并不是一个支付产品,里面可能包含若干种可以尝试并推广的支付产品。” 不过,他也强调,这是他的个人理解,针对这类科技创新的项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将近一小时的发言中,周小川从DC/EP的发展历程、开发思路、技术选择、跨境应用等方面,详细深入地对DC/EP和数字人民币的设计理念和实践进行了梳理。

  从2020年起,全球央行积极拥抱央行数字货币(CBDC)。中国是国际上率先研究CBDC的国家之一。同时移动支付在中国已经取得很大进展。2012年,央行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2019年移动支付占到电子支付的15%左右;移动支付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超过60%;2020年移动支付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60%。(参见《周刊》2020年第45期《央行数字货币全球提速》)

技术选择的动态、竞争性、多方案

  周小川首先简要介绍了DC/EP项目的发展历程。2014年,人民银行成立了数字货币项目组,但“当时的方案还不是非常明确,既介绍了区块链技术,也介绍了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他说。

  在数字货币的发展过程中,央行在研究中很早就有了初步看法。为了控制风险,2017年,人民银行禁止了ICO( 首次代币发行众筹,Initial Coin Offerings)和比特币的国内交易,同时银行体系不支持比特币作为零售支付服务。

  2016年,人民银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这一研究所的编制实际上借用了央行直属的钞票印制专业科研单位“印制科学研究所的壳子”,“把壳子借用了,也表明了从那以后就会停止下一代纸币的设计研究的工作。”

  2017年,人民银行开始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2019年,外界逐步获知数字人民币开始进行试点和封闭测试的消息,2020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对外表示,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在稳妥推进,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封闭测试。“虽然只有四个城市进行试点,但是这些城市的范围大于欧洲的一个国家。” 周小川指出。

  在这一过程中,DC/EP的发展思路也逐渐成型。周小川指出,DC/EP是一个动态的、竞争性的、多方案的双层经营体系。

  从竞争性的角度,周小川指出一个疑问,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判断并选择最优的技术路线?他认为,这并不太容易,风险也比较大,“万一做错了怎么办?”如果是小国,敢于创新试点,如果最后发现不是最优方案,切换相对容易;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则不易,我们可以容纳或试行多种技术方案,但也不能乱来,每种技术方案都必须拿出足够的道理。

  他指出,技术创新方会推销自己的技术,但还是要以需求方为主,例如在数字货币研发过程中经常被提及的区块链技术,确有去中心化的好处,但去中心化并不见得是支付体系现代化真正特别需要的内容,还有可能带来各种弊端。他表示,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记录的不可篡改性,这是一项很有用的技术,然而现有的系统特别是账户系统,被篡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有时候还面临出错后需要主动修改的问题。“偶尔是会发生错误的,有错误的时候是要做更改的。信用卡错了以后可以退单拒付(charge-back),不是做一个负值的交易冲掉就完了,而是原来那笔也得抹掉。否则错误信息可能还会被误用,包括进入征信系统等等。”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与这一需求恰恰是矛盾的。

  不过,周小川仍然表示,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一直是系统中的方案之一,还在研发中,在不断解决技术上的问题,特别是每秒处理多少笔的处理能力问题,只是目前作为零售系统的应用,暂时无法占据主流。

  除了区块链技术,周小川还列举了其他技术路线选择问题,比如技术上鼓吹脱离账户体系,但金融体系中账户有很多益处;再比如,数字交易强调未来需要加密,但其实在电子支付发展的近几十年里,很多东西都是要加密的,只不过加密环节不同,有的是在访问账户期间,有的是在信息传输期间。

  此外,央行要在动态演变系统中准备好应急和替代方案。在市场过程,可能有的东西会失误、有的系统会出毛病,但支付不能暂停;而且,既然系统是动态演进的,会发生升级换代,但这一过程会很复杂,在切换时候也需要有替代品和应急方案。

  周小川还提出,从全球角度来讲,目前还缺少一个多边主义的安排:类似美联储在面对流动性危机时与若干发达国家央行展开的货币互换,但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就可能有流动性紧缺问题。

厘清央行-机构的双层运营模式

  据周小川介绍,在2016年前后,中国在国际上已经开始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双层架构体系的运营设想。

  周小川指出,中央银行目前位于第一层,其首要任务是维持数字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他认为,央行研发的重点并不在数字货币产品本身上,内部有很多人有积极性做研发未尝不可,但央行更重要的是“研发可靠的结算与清算等基础设施”,不仅涉及到零售系统,还涉及到更广泛的整个经济的支付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范围很广,因此在不同的支付产品之间,央行可以做一些工作来促进这些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更加有利于消费者。”央行与第二层架构中的机构之间并非简单的批发和零售关系。

  在不同的支付产品之间,央行可以做一些工作来促进它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如果使用的标准或参数不一致,央行可以争取协调使之保持一致,在个别时候个别阶段,这种互操作性并不能百分之百协调好,就会出现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如果是阶段性的,也是可以容忍的。

  第二层有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从目前来看,工、农、中、建四大行和中国电信、移动、联通、蚂蚁、腾讯等都已经开始参与第二层体系的运行。周小川强调,一方面需要区分清楚第二层机构实际上拥有电子人民币(eCNY)的所有权,以及可支付的保证;同时它也拥有系统、技术和设备。

  第二层机构的动力仍然是很强的,因为这意味着获得客户、获得业务层面的机会,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比较大的责任:第一是对资本的要求,可能是对发行准备的要求;第二,二层机构需要承担客户识别(KYC)、反洗钱、保护客户隐私的责任,第三,为此需要进行技术投入,包括设备投入、运行保养。

  “这中间当然会有讨价还价。第二层机构希望说好处多获得一点,责任少承担一点。第一层会告诉他们,责任你也少承担不了,你必须承担这些责任。”周小川表示。

  在周小川看来,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零售支付技术的发展、防止第二层机构是否有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的风险、防止一些虚拟资产中出现类似过度价值波动、投机现象,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以及用户对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求,防止电信诈骗和支付诈骗等。

  对于M0和M1和数字货币的关系,周小川认为,从银行体系而言,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内在还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过去的金融体系也必须考虑连带的稳定性的问题,比如储户如果都去银行挤提现钞,M1与现钞问题就会联系起来。数字货币的问题也不会是单独的,中央银行除了要监管商业银行自身的稳定性和健康性以外,还必须有应对危机和挤兑的机构机制设计,包括存款保险机制、流动性支持机制等。

数字人民币不同于CBDC

  周小川表示,前述所说的开发思路,与目前国际上归纳总结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思路,他列举了几点差异:中央银行授权的二层机构拥有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及其技术和系统;中央银行维持数字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基于对储备资产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监管;双层运营系统形成的并不是“央行只搞批发,二层只搞零售”的简单的批发零售关系;二层机构要担负起认识你的用户(KYC)责任和反洗钱责任,同时要保护用户隐私。央行为了更好地保持系统的稳定性,了解系统的情况,应该掌握它所有想要的交易数据,是一个备份的性质,不存在直接的商业利益。

  周小川引用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我有个老同事提出看法,说商业银行发这个数字货币像是发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放的钱还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不同银行设计的信封不一样,防伪处理有所不同。”

  “我说,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是我理解不完全是这样。”周小川表示,“这个信封里面套的可以是央行的货币,也可以是央行的一个备付证明书,这个保证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保证程度低一些,要求银行资本充实率、流动性监管比较好的话,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也可以放一种自己设计的货币,我们叫做‘proprietory(所有的、专有的) 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也是可以的。”

  周小川此前就在公开发言中表示过,人民银行在考虑数字货币时,研究了香港发钞行制度:香港目前有渣打银行(香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中国银行(香港)三家发钞银行,发钞银行必须按联系汇率制度以1美元兑7.8±0.05港元,向外汇基金交付等值的美元换取负债证明书。

  谈及如何保护数据隐私和实现可控匿名,周小川表示,他个人建议,要充分研究和吸收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一些规则,除了向中央银行上传数据提供备份以外,支付服务商应当被禁止拷贝、传输、售卖相关数据,应用户要求还应当删除某些数据。考虑到数据泄漏的风险,还需要有不同层次的账户设计和不同的限额管理,以及消费者自己对不同用途的限额管理,以保证客户安全。

  在问答环节,当被问及数字人民币的出台是不是有反腐败的考虑时。周小川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此前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反洗钱设置,并且数字人民币也无法消灭现金,未来还会和现金交易长期并存,只是比例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以零售为基础稳步推进跨境支付

  在演讲的最后,周小川简要谈及了数字货币与跨境汇款的关系。

  他指出,Libra在公布白皮书时,将跨境汇款当作了主要的应用目标,“(当时)我从周围这些同事们听到的主要意见,不要着急马上搞这个事,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中间产生很多不信任和怀疑。”

  跨境汇款真正的难度往往不在技术方面,实际上可能涉及到兑换、汇入汇出管理、兑换时的汇率和汇率风险问题。而且,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担心本国美元化等其他问题,各国都关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可能用于(房产信息对此文亦有贡献)跨境赌博、毒品交易等问题。周小川指出,目前跨国支付的障碍不是在技术层面,实则取决于各国间政策协调等。2019年美国社交平台Facebook推出了数字货币Libra,激起诸多讨论。Libra最初围绕跨境支付发力,遇到了不同国家的外汇政策、反洗钱政策的挑战,也不能在零售业得到广泛应用(参见《周刊》2019年第25期《细解Libra》)

  所以,在周小川看来,还是要更加注重于零售系统的应用。如果要应用于跨境交易,应以零售为基础的前提下,首先需要尊重各国的政策、法律规定和其国家的货币主权。在中间的支付环节中,不管是否使用区块链,都可能有智能合约。

  如果从中国位于亚洲的角度来看,东亚国家和东盟国家对于这方面的应用普遍较为积极。各国的条件差异、政策法规环境差异、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稳步慢慢向前推进:首先建立在坚实的零售支付系统之上,再重点解决跨境旅游等经常项目的支付,同时尊重有些国家对数字化是否会影响到该国货币主权的担忧,不能强制他国接受人民币化国际化。周小川对此认为,“央行的主要精力是维持在跨境支付合作的清算环节”。

  前不久,周小川在2020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亦曾指出,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条件和债务水平确实不一样,要避免在数字货币电子支付起始阶段强制推行某一种货币。“我觉得不必着急”,周小川说,目前各国还是可以以兑换为基础,在电子支付数字化基础上,增强互联互通方便性和效率,同时支持各个国家的货币主权。(参见《周小川:中新两国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合作可从零售起步》)

  记者张宇哲对此文亦有贡献

评论列表

点赞富三代,评论美一生